“非传统安全”源起于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宽广领域的交叉碰撞，作为一种不同于“军事-政治-主权”框架的安全思维与实践，极大地引导和塑造着全球治理景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酝酿并引介非传统安全思想与研究，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拓与积累，非传统安全研究一度成为显学，形成了涵盖概念群、基础原理、价值指向与分析方法的自主知识图谱。在“中国非传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命题中，若干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或阐述，这就包括知识内容的体系性、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知识身份的认受性以及知识纵深的创新性。全面梳理并审视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助力社会、国家与全球善治，是当前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群体理应觉知并践行的一项时代使命。
人工智能开源是智能科技应用与长远发展的重要手段。将开源的人工智能模型应用于社会治理，可有效促进社会治理场景的科技创新，优化社会治理模式，从而提高社会综合治理效能。然而，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也会衍生技术滥用、数据安全和法律合规、伦理失序等一系列潜在且复杂的社会风险。为化解相应风险，可以结合敏捷理念，建构动态优化的链式反应机制，塑造可信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法律威慑与伦理共识相结合的机制，打造新型敏捷生态治理新范式，确保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在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始终沿着安全可控、合法合规的轨道运行。
当前，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和勒索病毒实施的新型违法犯罪层出不穷，此类违法犯罪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仅凭公安机关单一主体难以有效应对。为提升新型违法犯罪治理效能，数智技术的警务应用已成为必然选择。数智技术的应用在破解单一主体治理难题、革新公安机关执法办案模式等方面彰显出重要价值，但同时也存在民警执法办案主体地位异化、公民权利保护缺位与救济不足等风险。因此，应当从强化民警执法办案主体地位、规范数据应用与算法应用、完善归责制度与救济程序等方面构建相关法律规制体系，确保数智技术在法治轨道上赋能警务工作。
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两地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的差异影响了区域交通治理的整体协同性。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区域交通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的差异和区域交通治理的整体协同不相适应。以成渝地区现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两地在认定方法、过错分析规则及责任分配规则等方面的差异，揭示规则差异对执法主体、当事人及交通协同治理等方面产生的现实影响。成渝两地分别形成的以因果关系分析和以通行权秩序维护为核心的不同责任认定路径，在交通运行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上述差异在事故处理环节对区域交通治理协同形成实质性制约。从区域协同治理视角出发，通过组织保障、法理引领、规则整合、程序规范、能力支撑和动态反馈等多个层面的协同推进，尝试构建可共同适用的责任认定规则体系。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威胁中国—东盟区域安全的重要犯罪形态，其核心在于犯罪团伙对受害者心理弱点的精准利用。基于多案例分析与田野调研，建立犯罪者-被害者互动模型和跨境犯罪治理框架，揭示了诈骗团伙如何通过系统性利用受害者的认知偏差、精准捕捉受害群体社会心理特征以及专业化组织运作，构建完整的心理操纵机制。研究发现，此类犯罪突破了传统形态，呈现出高度专业化和跨文化适配性特征，传统被动防御模式逐渐难以应对。基于此，中国—东盟防范体系需转向认知干预创新，构建涵盖心理预警、文化适配教育和区域协同治理的多元机制。实践层面应建立跨境心理防护网络，推动反诈教育与数字素养深度融合，打造以认知安全为核心的区域治理新框架，为全球跨境犯罪治理提供东方方案。
“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部署，重塑了公安工作的战略坐标，驱动公安工作实现从传统管控向现代治理的系统性转型。本研究构建“目标重塑-逻辑嬗变-路径突破”的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肌理。研究认为，在目标层面，公安工作需在政治护航、发展保障、治理支撑、服务民生与法治基准中锚定“五位一体”的复合型战略新方位。在逻辑层面，高质量发展内蕴着以政治统领为“魂”、安全为基为“体”、人民至上为“本”、法治为“纲”、智能驱动为“器”的五维联动核心要义。在实践层面，则需通过铸魂强基、协同增效、重心下移、法治护航与数智赋能五大路径突破，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并突出科技伦理规制，确保发展行稳致远。公安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安全领域的具体投射，其成功实践将为构建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中，专项整治后效果回落较为普遍。现有认知多归因于执法强度不足，本研究聚焦治理链条转入常态化后回落的核心成因，结合政策过程、行政负担等相关研究，提出“引导-减负-适配-收束-复盘”五阶段治理工作链，并以“成果交付-过程留痕-制度回写”为闭环依据。研究以泸州及叙永“农村电子劝导员”实践为主案例，参照杭州等多地材料展开对比，因主案例量化口径涵盖农村多类车辆，相关数据被界定为观察工作链畅通、违法收敛等的运行信号，而非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效果的直接指标。研究表明，专项整治平稳转入常态化的关键是五阶段接续及稳定回写机制。据此，尝试构建治理链条诊断与环节校准的分析框架，为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规则转译、协同供给与制度优化提供参考。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驱动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引发警务运行模式的范式跃迁，催生出以新技术驱动和高实战效能为特征的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这一深刻变革使得传统警务人才培养模式与现代化实战需求之间产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张力。本文立足于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生成的时代基点，从国家战略的顶层映射、风险社会的治理倒逼、职业胜任力的核心重塑及高等教育的内生演进四个维度，系统剖析警务人才培养向数智化转型的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四川警察学院的教学改革实践，探讨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基础、以课程体系优化为核心、以协同育人机制为保障、以评价体系创新为导向的“四维一体”实践路径，旨在为提升公安教育现代化水平、服务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社会治安问题与社会发展相伴而生，尤其是现阶段国内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改革期，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个人暴力极端事件时有发生，社会治安问题呈现弥散化风险。义警组织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延伸，在织密治安防控网络、缓解基层警力不足、密切警民联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借助“志愿失灵”理论分析我国义警组织现状，构建流程分析和作用发挥模型，明确我国义警组织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针对我国义警组织“志愿失灵”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提升基层公安机关风险感知和预警的灵敏度，实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多元主体格局的构建。
苯环己哌啶类药物一般作为临床麻醉药物，但由于其中部分具有特殊药效，常被当作娱乐性毒品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是氯胺酮(俗称“K粉”)。由于氯胺酮和氟胺酮等苯环己哌啶类药物被我国陆续列入管制，越来越多经过修改后与氯胺酮结构相近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市场上出现。本文对我国某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实际案件中缴获的未知淡黄色晶体进行化合物种类及结构数据的检测和确认，采用气相色谱-质谱和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波谱等多种技术联合方法对案件中缴获的样品(淡黄色晶体)经硅胶层析净化后的目标化合物进行检测。通过气相色谱-质谱分析获得未知化合物的质谱特征碎片离子m/z为178.1(基峰)、135.1、164.1、207.2，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测得精确质量数[M+H]+为236.1447和它的同位素离子峰簇特征，结合~1H NMR的质子数及其归属，13C NMR的碳类型，确定其分子式为C14H18FNO，再结合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确定该未知化合物为苯环己哌啶类新精神活性物质：2-(邻氟苯基)-2-(乙胺基)环己酮，即N-乙基氟胺酮。本研究利用多种检测方法对可疑未知物的种类进行了明确，丰富了新精神类活性物质的检测经验，为实践中对其他新精神类活性物质的检验提供参考。